泉州地处海隅边陲。石器时代虽然已有人类聚落的生活和生产活动遗迹，但早期文化的发展明显是滞后于中原地区。近年来，省市文物工作者对晋江流域近200处新石器时代晚期、青铜时代乃至汉时期的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及研究，认为这一时期人类文化面貌初步显现。在青铜时代早期，生产工具以石制为主，辅以骨器、贝器，缺乏用于农业生产的大型工具。遗址中大量发现的是海生动物贝壳和鱼骨，以及野生动物骨骼，反映先民以江海渔猎为生的经济生活形态。遗址中没有发现农业生产的遗物，应当还没有农业耕种等活动。^①

(资料图)

两晋，中原战乱频繁，世家大族南渡沿江而居，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，形成晋江流域经济的初步繁荣。唐宋时期，从中原及海外引进农作物优良品种，促使农业进一步发展。如北宋越南传人的占城稻在福建种植成功；从淮北引进麦种，适应旱地种植，并杂作粟、黍、豆等。茶树、甘蔗、荔枝、龙眼在泉州广为种植，并资以海外贸易的农副产品出口。特别是明清时期从海外引进番薯、花生，在泉州地区成为当地农业的支柱作物，对国计民生产生深刻的影响。本文侧重阐述花生在泉州与台湾商品化生产情况，并牵线搭桥的两岸物缘。

一

明代史学家何乔远(1558-1632年)系晋江县人。在其耗时8年所修一百五十四卷的浩然巨著《闽书》中记曰：菽，豆之总名也。有黄豆、白豆、绿豆、黑豆、赤豆、褐豆、霍豆、红光豆、九月豆、畲豆、豌豆、江豆、水豆、菜豆、树豆、葛豆、藕豆、刀豆、自夹豆、虎爪豆、蛾眉豆、蟹眼豆、蚕豆。可谓无所不尽豆之详也，唯独不记土豆、花生。且明万历四十年(1612年)泉州知府阳思谦聘请原礼部尚书黄凤翔、省元李光缙续修的《泉州府志》也不见记载。《闽书》为第一部最完整的福建省志，成书于万历四十四年(1616年)可知此期间花生尚未传人泉州种植，甚至未传人福建栽种，或者只有少数地方栽种，尚未普及推广，所以鲜为人知。清康熙《漳浦县志》关于花生“明末才有此种”的记载，时间在上述二志书之后。但其它文献也有述及，应当是可采信的。

西汉时，我国已有野生落花生——千岁子的栽培记载。但“洋花生”一般认为原产于南美洲，大致在明代晚期才由东南亚等地传人我国闽粤一带种植。这种“洋花生”传人福建还有另一条渠道。据《福清县志》载：“落花生，出外国，昔年无之……康熙初年，僧隐元往扶桑（即日本）觅种寄回。^②”隐元于清康熙十二年(1673年)在日本去世，被尊为黄宗第一代开山，据此日本花生传入中国应在1673年之前。隐元弟子木庵性滔于清顺治十二年(1655年)赴日，系泉州人。曾开法长崎福济寺，继隐元为第二代住持。其后成为住持的泉州人或开元寺僧还有第七代悦山道余、第十一代独文、第十五代大鹏正鲲。当年随隐元赴日的泉州僧人有11人。他们尊效师法，将花生种传人家乡，造福桑梓也在情理之中。如独文自题像赞有句：“八闽水土，泉南生缘。早辞梓里，欲效古贤。”则道出其心迹。^③

自明万历四十年(1612年)至清乾隆二十八年(1763年)这150年间，是《泉州府志》续修的空白期，恰恰又是花生从海外传人的最敏感时段，且又缺乏其它文献佐证，势必带来考证花生传人泉州具体时间的难度。

泉州现存的第二部府志为清乾隆二十八年(1763年)，泉州府知府怀荫布主修的《泉州府志》，物产志曰：“落花生，一名香芋。花落其蒂人土而结成子，故名。俗呼土豆。”清乾隆三十年(1765年)晋江县知县方鼎、县人朱升元修纂现存最早的《晋江县志》刊行，关于花生的记载与《泉州府志》所载完全一样，县志比府志迟二年修成，应是沿袭府志所载。清道光十年(1830年)晋江县知县胡之鋘主持、县人周学曾纂修的《晋江县志》，所载花生与《泉州府志》也完全一样。清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安溪县知县庄成主修的《安溪县志》为距今年代最近的一部县志。志曰：“落花生，一名长生果，亦名涂豆。蔓生，花不结实，花下有根，入地方生。其仁煮冰糖，润肺止嗽。”嘉庆《同安县志》卷十四云：“谷之属有涂豆，碾而撞之，可作火油，而不言其可供食用。”清康熙十一年(1672年)南安县知县刘佑倡修的《南安县志》，清乾隆十二年(1747年)德化县知县鲁鼎梅主修的《德化县志》，均不见记载花生，鲁鼎梅乾隆十四年后调任台湾县知县。

台湾最早的《台湾府志》为清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(1684-1688年)首任台湾府知府蒋毓英偕同诸罗县县令季麒光、凤山县县令杨芳声纂成，但未付梓。刊行时间在康熙三十年(1691年)之后，为蒋氏私家刻本。该志卷之七·风土载：落花生，即泥豆，可作油。卷之四·菽之属又载：涂豆，一名落花生，可作油，以上三邑俱有（指台湾县、凤山县、诸罗县）。《台湾府志》的三名纂修者蒋毓英为奉天锦州（今属辽宁）人，杨芳声为安徽宣城人，季麟光为江苏无锡人。将花生称呼为泥豆、涂豆，明显是北方人以闽南语演绎而来的读法。

蒋毓英于清康熙十八年(1679年)知泉州府，治泉六载。二十三年以督抚会疏交荐，调任台湾府知府。任内经理台湾、凤山、诸罗三县疆域，从大陆招徕移民垦殖。集流亡，勤抚字，相土定赋，以兴稼穑。并扩学宫，设义学，一时称良吏。蒋毓英受命于台湾、湖归入大清版图，设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管辖，实现国家的完全一统之时。

“迁界禁海”政令撤消，海峡两岸贸易日盛，扬帆往来，若履户庭。遐方宝具，麋至鳞集。闽地沿海百姓纷纷渡台开发垦殖，掀起一波移民高潮。并带去大陆先进的生产技术、工具、农作物良种，以及科学文化和宗教信仰。竭尽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泉州百姓，薪承乡贤郑芝龙、郑成功、施琅的衣钵，更敢为天下先。地域相近，语言相通，习俗相同，血脉相融，使大批泉州人移垦台湾宝岛，对台湾经济、文化的发展，起到杆杠的推动作用。因此，至今台湾居民祖籍地在泉州的占近45%，大大优势于漳州籍和客家籍的大陆移民。康熙三十二年(1693年)台湾合郡士民在台南大天后宫公立“靖海将军侯施公功德碑”记曰：“今荆棘遐甸，遍艺桑麻，诗书陶淑，争荣桃李，报之戴发负齿之伦，莫不共沾教化。”真确反映了当年的史实。

清乾隆十三年(1745年)台湾学政范咸等修《台湾府志》物产·菽之属记曰：“落花生，俗名土豆，冬日收实充衢陈列。居人非口吃槟榔，即啖落花生。童稚将炒熟者用纸包裹，鬻于街头，名落花生包，（赤嵌笔谈）。”志书记载花生在台湾的俗称、收成、吃法、卖法、包装法、物产属类，与泉州一带有如此惊人相似，这与台南赤嵌城当年多泉州人不无关系。志书中还对花生作了考证：“土豆，即落花生，蔓生。花开黄色，花谢于地即结实，故名。一房三四粒，堪充果品。用以榨油可代蜡。北人名日长生果。^④”这里已隐隐约约告诉读史者，土豆是闽南人对花生结果的殊有方式用闽南话表述的俗名，与北方人称长生果毫无关系，其传人可排除北线，而与从闽南、甚至泉州一带传人的可能性极大。

连横（1878—1936年），其“网罗旧籍，旁证新书”撰成《台湾通史》刊行于1920年。该书卷二十七《农业志》记载台湾多种作物由国外引进。如：早占，种出占城。安南早，种出安南。吕宋早，种出吕宋。荷兰豆，种出荷兰。玉蜀黍，一名番麦。番薯，种出吕宋。马铃薯，种出西洋。木蓝，种出印度，荷人移植。西瓜种出西域。菠陵，种出西域颇陵国。瓮菜，种出东夷古伦国。芜荽，种出西域。高丽菜，种出高丽。辣椒，俗称番姜，种出南洋。木羡，种出南洋，荷人移植。番柑，即柠檬，种出欧洲，荷人移植。南无，或称软雾，种出南洋。释迦，种出印度，荷人移人。菩提，种出印度。波罗蜜，种出印度，荷人移人。木瓜，种出爪哇。石榴，种出西域。柿，种自西域。奈芨，或称番石榴……等等。

《台湾通史·农业志》还记有：“菽之属土豆即落花生。有数种：曰大花，曰二花，曰鸳鸳，曰钮仔。蔓生，花黄，结实土中，故名。种于沙园，彭湖最多，嘉、彰近海次之。用以榨油，消用甚广。或佐食，或以子煮糖，充茶品，台人莫不嗜之。^⑤”这里没有标明花生“种出”哪个国家或地区，显然不会直接从南洋、西洋或东洋传入。而土豆、大花、二花、钮仔之称，一听就知道是泉州一带的叫法。这种叫法最为土著，最为贴近乡土气息。钮仔，换位作为外省人、外国人，即使泉州以外的地区人士，也难解其意。而泉州人一听就可悟出“钮仔”是琉球种花生“琉仔”豆的谐音，因其颗粒小，状若钮扣，所以称“钮仔”。或多或少留下一些传入地的信息。

闽南人有一种习惯，即使浪迹天涯，也离不了浓浓的乡音。以菲律宾为例：菲律宾100多万华侨、华人中近90%来自闽南地区，其中晋江人占了半数。菲律宾大学语言学家马努厄尔在《他加禄语中的汉语》一书中，列出381个来自汉语的词汇（主要为闽南语）。如食品词汇中的面线、豆腐、豆油、豆芽、嫩饼、虾皮、冬粉、扁食等，蔬菜类的菜豆、芹菜、韭菜、茼蒿菜等。从中可以领略到闽南人在异国他乡，总是顽强地把祖籍地一些物品的名称带到侨居地，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。正因为上述一些食品做法，一些蔬菜的优良品种由闽南人引进，所以会在语言中保留了对这些食品、蔬菜的闽南语名称。

移居台湾的泉州人，喜欢以祖籍地地名命名新垦殖的村落聚居地，这就很自然地反映到引种的作物名称上。从上述《台湾通史》有关花生的名称，再就查阅泉州和台湾的部分史志关于花生名称作比对。泉州称曰：落花生、土豆、涂豆、香芋、长生果。台湾称曰：落花生、土豆、涂豆、泥豆、长生果。范咸《台湾府志》明示花生“北人名曰长生果”，而《安溪县志》亦有称“长生果”，主修者庄成知县正是江苏武进人，真是无独有偶的印证。

花生在中国大江南北，五湖四海有数十个名称，而唯独泉州与台湾两地不采用，而共同取名土豆、涂豆、泥豆这类最具乡土、最具乡音、最具乡愁的同名称。语言可以折射出泉州移民的足迹,对同一种作物的共称,也留下泉州移民在台湾宝岛垦殖的印记，以及播下种子所收获的物缘。或许也是对同文、同根、同种、同名的又一种诠释。

二

清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清廷取得台湾时，当地人口才十二万人。乾隆四十七年(1782年)十二月，福建巡抚雅德奏报写道：“台湾府属实在土著流寓民户男妇大小共九十一万二千九百二十名。^⑥”在这一世纪间台湾人口猛增七八十万。移民使台湾的劳动力骤增，进而激活了台湾经济的潜力。

台湾昔为农业之乐土，有天惠之利。“然土番狂榛，未知耕稼，射飞逐走，以养以生。”明崇祯间(1628-1644年)，熊文灿抚闽，值大旱，谋于郑芝龙，乃招饥民数万人，人给银三两，三人与一牛，载至台湾，令其垦田筑屋。……漳、泉、惠、潮之民望风而至。……其瘠者则种番薯播山菁，故无凶年之患。^⑦

移民带去大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农作物良种，大大促进了台湾农业经济的发展。花生、番薯的品种应该也是移民带去的。郑成功渡台所率领的500只舢板船中，已携有很多的犁、种子和开垦所要的其它物品，并有从事耕种的劳工。为发展植蔗业，由福建输人大宗蔗苗，使台湾有制糖之利，贩运国外，岁得数十万金。郑芝龙居台时，其徒人人山伐樟熬脑，其法传自泉州。

当时台湾又从大陆传进食品等制作方法，如食用花生油的加工方法，还有用黄豆“磨碎煮作腐，俗称豆腐”，用白豆“和面可作酱”、黑豆“可作豉，俗称豆豉”，绿豆“用水浸生”制作豆芽。^⑧清光绪年间，晋江人郑槌把制饼技术传入台湾，在鹿港中山路开发“郑玉珍”糕饼铺，生产传统的凤眼糕、牛舌饼和猪油粿，成为当地有名的传统特产。手工业的进一步兴起不仅满足了台湾经济的发展，丰富了台湾民生的需要，促进台湾的社会分工，也促使人们在农副产品方面从自给自足，发展到互通有无的商品经济发展。

台湾的店铺有行、铺之分，以其规模大小区分。从事零售商品为铺，大规模生产、进货，以批发为主称行。《台湾府志》所记载的油行设于清康熙二十四年(1685年)，为最早的行铺。由于生意兴隆，台湾一些市街便以行业名称来命名，台南饮食方面的有米街、番薯寮街、糖仔街、油行街、鱼行街、豆油街等等。

蔗糖是台湾最大宗的经济作物产品，“全台仰望资生，四方奔趋图息，莫此为甚”^⑨其次为花生，可榨油，台南的油行街即以“俱研油故名”^⑩由于榨油收入颇丰，榨油业日臻发展，后来湖“凡有地百亩者，仅种地瓜二、三十亩，取供一家经岁之食。其余悉种花生。因是物可作油与糁，易于售卖。”^⑪乾隆间“诸罗县有的富裕民户租佃大面积土地，专门从事花生种植，收获后一次出售给包买商人的花生竟达一百石之多。”^⑫雍正元年(1723年)巡台御史黄叔所写《台海使槎录》记曰：“淡水之南……田中艺稻外，间种落花生，俗名土豆，冬日收实，充衢陈列。……童稚将炒熟者用纸包裹，鬻于街头，名落花生包”。可知花生已从生产走向商品化。

据《澎湖厅志》记载：“地米粟不生，即家常器物，无一不接济于台厦。如布帛、瓷、瓦、杉木、纸札等货，则资于漳泉；糖、米、薪炭则来自台郡。”又记：“唯火油豆糁，则湖所产，贩往厦门、漳、同等处。”近有南澳船贩运广货来，而购载花生仁以去者。”^⑬《彰化县志》亦记“若澎湖船则来载腌咸海味，往运米油地瓜而已。”因为澎湖四面汪洋，斥卤不宜水稻，仅种杂粮、花生、地瓜。唯花生遍地皆种，干果可食，可榨油，渣可粪田，藤可为薪，可饲牛羊，效用可观。自清一代，彭湖输出的花生仁、油、糁畅销厦门、同安、泉州、漳州、台南、高雄、东港、鹿港、北港、广东南澳诸地。在彭湖，地瓜可供一家终岁之食，农家终年用度则恃售卖花生，可谓生计艰辛矣！

康熙末年，台湾开发硕果累累，商品经济高度发达，工商百业应运而生，于是出现以商业集团来调度运输贩卖的郊行。从事台湾与上海、宁波、天津、烟台、牛庄等处贸易者，称北郊；从事与泉州、厦门、漳州、香港、汕头、南澳等处贸易者，称南郊。仅鹿港八郊中的泉郊，在道光、咸丰年间达200多家，以油、米、杂货为主的南郊约100家，以输出花生油、麻油为主的油郊近50家。^⑭海船多泉、漳商贾，运来大陆各地土产，而载回台湾当地物货。

据修于清嘉庆十二年(1807年)《续修台湾县志》所载：“货，糖为最，油次之。糖出于蔗，油出于落花生，其渣粕且厚值。商船贾贩，以是二者为重利。”

清乾隆四十九年(1784年)，清廷开放台湾鹿港与晋江蚶江对渡，两岸“大小商渔，往来利涉。其视鹿仔港，直户庭耳，利之所在，群趋若骛”。大陆迁台者也大多由鹿港登陆，鹿港迅速成为台湾中部最大港口，“鹿港飞帆”为彰化八景之一，这种盛况一直到1895年日据台湾时才涨停。

澎湖台厦郊草创于康雍年间，至同光年间达到鼎盛，彭郊衰微也与花生买卖相关。《澎湖厅志》记载：“近有南澳船运广货来澎，而购载花生仁以去者。查商船由厦出口时，例规甚重，又有海关厘金诸费；而南澳船无之。所办货物，率多贱售，于花生则厚价收卖；而生理中大局一变，郊商生计亦逊于前矣。”^⑮迨至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割台子日，郊改为“商会”，郊商仅剩17家，日薄西山矣！

清代以前，福建食油仅有麻油、菜油、茶油三种。乾隆《泉州府志·物产志》把花生列人蔬菜类。道光初周凯编修《厦门厅志》卷二《墟集》载：“油市在海岸内武庙前。每岁自十月起至（明年）二月止，每日卯辰（上午六至十时)，乡间落花生油齐集于此，发兑铺户及负贩者”。油市持续五个月之久，足见花生产量之丰，花生油销路之广。^⑯其中不乏有来自泉州一带的商贩、商品。而油品则不乏来自台澎。

总之，小小花生虽不经眼，但却物轻意重，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大大商品。在泉州与台湾两地的物缘交流中，其作用不容忽视，对两岸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价值。

注释：

①福建省文物局主编:《福建晋江流域考古调查与研究》，科学出版社,2010年版。

②饶安鼎：《福清县志》卷之二《舆地志·土产》果之属。

③泉州大开元万寿禅寺编印:《木庵禅师行迹系年》，1990年版。

④范咸等修:《台湾府志》卷十七物产·菽之属，中华书局据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藏本影印，1984年版。

⑤连璜:《台湾通史》卷二十七《农业志》,商务印书馆,1996年版。

⑥转引自陈孔立：《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》，厦门大学出版社，1990年版。

⑦连璜：《台湾通史》卷二十七《农业志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96年版。

⑧黄福才：《台湾商业史》，江西人民出版社，1990年版。

⑨黄叔璥：《台湾使槎录》卷一·赋饷。

⑩高拱乾：《台湾府志》卷二·规制。

⑪林豪:《澎湖厅志》卷九·风俗志。

⑫刘永成：《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》。转引自黄福才《台湾商业史》。

⑬林豪：《澎湖厅志》卷九《风俗·服习》。

⑭卓克华:《清代台湾行郊研究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,2006年版。

⑮林豪：《澎湖厅志》卷九《风俗·服习》。

⑯周凯：《厦门厅志》卷二《墟集》。转引自朱维干：《福建史稿》第二十六章《清代福建经济的发展》,福建教育出版社,1986年版。

（《海上丝绸之路与晋江农业文化研讨会论文集》2016年）

本文选自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丛书《陈鹏鹏文史类稿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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